读书笔记

•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电视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然，我们现在不这样提了，但是以前法治观念不强的时候，这种说法很常见。当时，这句话如此大义凛然，看上去简直是天经地义——一个人做了坏事当然要“坦白”，这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吗？可是，直到有一天，我看外国电影，听到了“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是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句话，我才意识到“坦白从宽”并非天经地义。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可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米兰达警告”，只觉得脑袋里“咯噔”一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三观碎了一地”——这个人是犯罪嫌疑人，居然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居然还可以是一种权利？一个人做了错事，难道不应该老实交代吗？就算你没做错事，你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吗？但是，不，至少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让人自证其罪是不人道的，他们担心这种“坦白从宽”的观念会造成或者恶化刑讯逼供，他们认为在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弱小的被逮捕的个体之间应该有一个作为缓冲力量的第三方，也就是律师。
• 保障程度正义才能最大程度上保障实体正义。

• 你阅读过的、听过的、走过的、观察过的、思考过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把现实当作“一万种可能性之一”来对待。如果你是一个井底之蛙，那么你就永远无法获得那个反观自身的视角，甚至还可能因为这种狭隘而狂妄自大

• 什么叫“政治在社会中”？就是社会条件构成政治选择的半径，也影响政治选择的结果

• 理解政治，有时候恰恰要从政治之外着手。只有通过研究政治与其他因素的“化学反应”，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 理解政治需要从社会的多样性来理解。

• 因此，或许可以把民主问责和国家能力这两个指标作为政治比较的核心维度，将民主问责作为比较的横轴，将国家能力作为比较的纵轴，大致以此来确立各国政治发展的位置。
• 比较国家间的政治差异方法：民主问责+国家能力

• 政治在社会中——脱离政治的经济、社会、文化土壤，我们不可能真正理解政治。

• 简单来说，如果这个时代是一团漆黑，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革命，是极左或极右。在一个无可救药的世界里，激进是美德，越激进越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时代的巨大进步，并在这个前提下谈论战争、贫穷、饥饿，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改良，是耐心，是在现有国际体系、现有全球化基础上的修补。换一个说法，如果问题是主流，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就是“人类做错了什么”，但是如果进步是主流，那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人类做对了什么”，从中找到进一步解决问题的钥匙。

• 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英美两国在一艘军舰上签订的协议，内容是确立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原则。《宪章》第一条：英美两国战后不寻求领土扩张；第二条：其他国家也不能随便寻求领土扩张；第三条：民族自决和人民主权；第四条：推动世界自由贸易……当然还有更多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地说了。

• 当然，这不是说欧美国家是出于理想主义情怀在推动这些变化，显然，他们没有那么雷锋。只不过，在这个秩序的缔造者眼中，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在自由主义的扩张当中，因为贸易自由了，他们就有更多钱可挣；政体同化了，意识形态的摩擦就会减少；观念传播了，社会交往自然更加丰富。所以，自由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既是理念，也是利益。
• 利益是驱动发展和产生结果的根本性因素。

• 因为世界各国总有顽强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情感会抵抗外来的自由主义。
• 中国同样如此，以所谓的民族情感与官本位思想来抵制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

• 全球化是什么？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就是构建一个“连通器”，它把世界各地之间的关卡都给撤掉了——撤掉之后，高处的水就哗哗流下来了，而低处的水则蹭蹭涨上去了
• 很好的比喻

• 所以有人说，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各国的全球主义者站在一起，与四面八方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

• 很多人都知道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名言：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创造性毁灭”。当年发明电灯的时候，肯定也造成了一批蜡烛工人失业，但我们会因此放弃电灯吗？显然不会

• 要知道，极端主义的出现并非孤立的现象，它们背后往往会有一个社交和心理支持的网络，所以300个极端分子的背后，可能对应着3000个温和同情者，只不过这些人没有极端到拿起武器上战场的地步。
• 能出现的极端并不是孤立的，背后肯定伴随着支持。

• 不同于当年纳粹的“进攻性民族主义”。“防御性民族主义”，意味着大多数人并不想端着枪炮跑到外面去消灭异己，更多的是面对外来文明涌入时的一种文化反弹。

• 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这意味着，权力不再是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而变成了一个抛向空中的绣球，在抢这个“绣球”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争斗，你说你抢到了，他说他抢到了，你说他作弊了，他说你作弊了，结果就是爆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游戏终结。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需要透明公正的规则，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势力之间的信任和妥协，而所有这些机制的培育都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要有一方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引发旋涡状的恶性循环，劣币驱逐良币，直到整个棋盘被掀翻。
• 只要有一个不按照规则来办事，整个规则就不会再得到普遍适用。

• 某种意义上，越是极端的乐观主义者，越有可能转化为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因为最强烈的乐观容易陷入最深的失望，而最深的失望通向最强烈的悲观。

• “扔到水里自然会游泳”。事实是，扔到水里，如果没有正确的泳姿、没有体力和耐力，如果碰到激流和风浪，一个人可能是淹死而不是学会游泳。

• 对于新兴民主国家，尽管民众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和“绩效性理解”都高度认可，但是在其中多数，民众认同“程序性理解”的比例仍然清晰而显著地高于“绩效性理解”

• 牺牲暂时的自由来获得长远的自由，牺牲形式的自由来获得实质的自由

• 卢梭的方案则是诉诸“公共意志”，即每个派系依靠美德，超越各自的私利，抵达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公共意志”。这种“公意”与私利和私利之间相加减形成的“众意”显然不同——“众意关注的是私利，不过是各种特殊利益的加总而已”
•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哪怕是所谓的公共意志（党的意志）

• 自由注定是多元的、喧嚣的、混乱的、充满差异和冲突的

• 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

• 遗憾的是，民众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多元的，甚至是两极化的。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这种多元性可能反而会变得清晰，甚至可能强化，而当社会撕裂到达一个水火不容的程度，民主就走向崩溃

• 并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人民，只有形形色色的群体。
• 群体意志并不是统一的。

• 对于民主转型，推翻威权政府只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场，克服社会撕裂则是民主转型的下半场

• 基尼指数
• 基尼系数（英文：Gini index、Gini Coefficient）是指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国际惯例把0.2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视为收入相对合理；0.4-0.5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 对于民主运行来说，这个“共同的底线”是什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 南非的转型软着陆之所以被很多人视为奇迹，或许就在于胜利方和失败方同时守住了政治的底线。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对立阵营中只要有一方守不住底线，就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开启恶性循环。

• 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

• 所以，民主作为一种程序，体现对民意的尊重，但是民主的质量则取决于参与者的判断力和合作能力
• 就好比规则很公平，比赛好不好看最终取决于参与者。

• 称之为“认同逻辑对理性逻辑的碾压”。什么是“理性逻辑”？谁能干、谁清廉，我选谁，这就是理性逻辑。什么是“认同逻辑”？只要是“我们的人”，管他好不好呢，不好也好；只要是“他们的人”，管他坏不坏呢，不坏也坏，这就是“认同逻辑”。

• 部落社会”，不是指古代那种部落，而是指民众视野的狭隘化

• 未来如何确定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它不容置疑，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好说了，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

• 那种“某某国家就适合铁腕人物统治”的说法，那种“萨达姆回来就好了”的期待，正是这种威权浪漫主义的表现。之所以把这种看法称为“浪漫主义”，是因为它包含着对政治强人的两种想象：一种是对其道德智识水平的想象，一种是对其统治能力的想象。
• 威权浪漫主义

• 就是民主的历史厚度比起当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因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规则，常常需要在99个错误路口之后找到那个正确的出口。
• 别国成功的答案并非通用标准答案，只有经历反复试错后适合这片土壤的民主才是更合适的。

• 国家是什么？国家是特定疆域内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构

• 国家的本质是暴力从分散走向垄断。因此，一个强国家一定是实现了暴力高度垄断的国家，也就意味着分散暴力的减少

• 一个反讽的历史事实是：在很多层面上，战争又是现代文明之母。战争加速了科技发展，远至铸铁技术的进步，近至核能源、计算机、超声波等技术的开发和发展，都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为了监察地方官员，唐代在全国设立了15个监察区，称为“道”，其中一个“道”叫“江南西道”，这就是江西省名字的由来
• 江西的名称由来

• 为什么中国会形成独特的“文官”传统？读书人什么都没有，皇权为什么要依靠他们来治国？其实，仔细想想会发现，皇权寻求与读书人结盟，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军事基础，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的宗教基础，所以对皇权不构成真正有力的威胁，恰恰可以成为王权最安全的盟友
• 没有威胁是最好的利用价值。

• 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曾经说，权力有四种形态：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还有就是意识形态权力
• 权力的四种形态：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

• 科举制的厉害之处，不仅仅在于选拔了一批人才，而且是通过利益和价值导向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士人阶层。10,000个人去参加考试，最后可能只取100个人做官，但是科举的功能不仅仅是找到这100个人，而是让那9900个人也加入这个游戏，这就是科举制政治吸纳的功能

•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比悲惨更可怕的，是不为人知的悲惨。一旦有了信息的开放和流通，社会就有了推动变化的杠杆

• 这可能才是美国经验的真正特色——一个强大的政府，被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和市场环绕

• 萨拉菲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命运指向何方，常常取决于“沉默的大多数”是否继续沉默下去。

• 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 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自主的个体选择去塑造自身命运和社会命运，民主就越可能出现和稳固

• 所以，什么是民主文化？它既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精神，也是一种对规则的服从精神，还是一种“允许专业之人办专业之事”的政治节制感

• 普通人就普通在，如果有人让我们去杀一个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胆量也没有足够的恶意去做这件事，但是，如果只是让我们去传达信息、去维持治安、去登记财产、去清理骨灰、去注射某种药剂……我们中的多数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去执行。
• 疫情这几年的大白与公安，权力将恶分散后以政策的形式交由他们去执行。

• 当“暴民”现象成为洪流，其驱动力往往是权力，而不是抽象的人性。

• 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 面对良知拷打的自我逃避

• 复杂的现实穿越意识形态抵达每个人的头脑，就像阳光穿越大气层抵达人们的眼睛时，只剩下美好的蓝色。
• 战狼文化就是现今使用的最多的意识形态手段，警惕！

• 所以，普通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恐惧，因为利益诱惑，因为观念的魔法
• 普通人作恶： 1 权力高压下的恐惧作祟 2 权力背后巨大利益的诱惑 3 意识形态的筛选，屏蔽了恶的一面，所做之事乃行正义之道

• 历史上，无数通往悲剧的道路由斩钉截铁的道德激情所铺陈，恶只是意外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动因

• 不成比例的悲观主义或许满足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激情，却可能带来错误的解题思路

• 我们真正想要的，不是“向下的平等”，而是“向上的平等”，不是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是把下面的人拉上去。而在“向上的平等”中，平等就必须和其他价值并存：自由、秩序、创新、责任感，等等。

• 政治所能抵达的上限不会那么高，但是它所能抵达的下限却可以非常低。
• 深刻！

• 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政治注定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市场、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这种不对称，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